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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访藏书家韦力:古旧书店与买书人是唇齿相依的关系

藏书家韦力是一位博爱的先生,这里的“爱”特指“古书之爱”。拥有九千多部古籍善本的他因为嗜书,进而对古书交易这个行当以及经营者倾注了不少感情,四处寻书并结交同仁,交谈中时时不忘关心店家的生存与行业的未来,最终洋洋洒洒著成三本大书:《书肆寻踪:古旧书市场之旅》《书坊寻踪:私家古旧书店之旅》《书店寻踪:国营古旧书店之旅》。

在韦力先生看来,私人旧书店、古今旧书街与国营旧书店,这三者合在一起,才能完整地展现中国旧书业的现况,这是他寻访这些古旧书店的原因所在。韦力先生说,爱书人对古旧书店的经营者往往又爱又恨,但在这三本书中,他更多地扮演着记者或行业调查者的角色,更多的是客观描述。

不管是在行文的字里行间,还是访谈中,韦力先生都在表达以及强调“人情”和“感情”。他认为,买书人与卖书人之间不仅仅是简单的商业关系,它还包含着许多人情在,“这正是旧书经营与新书经营的最大区别”。走入熟悉的店堂,见到可以聊天的朋友,虽是寻书之外的快乐,但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。他甚至奢想,有一天自己老到走不动时,也开一家旧书店,“不管来者买不买书,只要爱书人能够陪着我聊天谈书,就已经很快乐了”。

下述为澎湃新闻对韦力先生的专访。

藏书之路

澎湃新闻:您以嗜书如命、藏书成癖而声名远播,您是如何爱上古旧书,又怎么走上藏书这条路的呢?是否存在一个契机?

韦力:我是上个世纪60年代生人,那个时期书店里的书很少,买书的方式与今完全不同,买书人只能隔着柜台伸长脖子去盯着沿墙而立的书架,想看哪本书则请服务员取出放在柜台上,但若连看过几本还不买,服务员的脸色就很不好看,那时年幼的我心情之忐忑可想而知。正是因为当时留下的这种印象和积累下来的饥饿之感,使得后来改革开放后,书店供应充足时,我便有了报复式的狂买。当然那时所买之书都是新出版物,好在那时书的数量远不如今日丰富,故那些年书店所出之文史书,几乎一一买到。再后来,书籍的品种井喷式增多,到了买不胜买的程度,终于让我体会到了书海无涯金钱有限,于是就有了选择的意识,而在选择的过程中,渐渐感受到自己对古籍的偏好,故开始购买点校古籍,再后来开始买古籍影印本,又因偶然的原因,踏入了旧书店,从而意识到:既然能买影印本,为何不买原本?更何况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,有时原本的价格比影印本还要便宜,这种本末倒置的状况大略持续了十年左右,而这个阶段正是我狂买古籍之时。

但我在那个时期依然不懂版本,真可谓装到篮子里的都是菜。随着古籍市场的变化,再加上自己财力有限,从此又渐渐懂得了应该买哪些古籍书才更有价值,而后又遇到了真正的懂行人指点,由此而走入了严格意义上的古籍收藏之路。但最初买书,并没有想到能买到怎样的规模,只是不经意间走了三十年,蓦然回首,才知道自己的藏书到达了怎样的程度。

澎湃新闻:听说您的藏书楼有六百平方米,藏有八千多部、十万余册古籍善本,同时您也在为自己的海量藏书编写目录,可否介绍一下您的藏书目录的编纂方式?

韦力:其实这种说法来源于我在天津的藏书楼,因为我曾在天津工作八年,当时在那里建了一座小型的藏书楼,然而我在前几年已经将这些藏书迁到了北京,故那座书楼已然成为了别人的居所。在北京,我只是将这些书堆放在了书库内,再建一座藏书楼,这也是我的梦想所在,只是不知道何时能够实现。

对于藏书目的编纂,我从2003年非典时期就已开始,这个工作一直持续到了今日。编目花费了如此长的时间,乃是因为在编写过程中,几次改变体例,到近几年的最后一次改变,则是将其写成了提要的方式,这种编目方式更能揭示藏本自身的价值。近些年来,有很多图书馆都出版了馆藏善本图录,这些图录使爱书人能够看到一些珍善本的原貌,但如前所言,图录也像展览一样,仅是展示某一部书的一页或两页,无法让读者一一看到书中的各个妙处。显然将这些典籍全部影印出版,工程太过浩大,并且也不现实,而提要式的目录,则可以让更多的研究者能够知道某部藏本的大致状况。

同时,我始终觉得自己拥有这么多典籍,乃是上天赐予的福份。有些典籍在历史流传的过程中,变成了孤本,但这种状况绝非作者本人的意愿,否则的话,那些作者也用不着费心尽力写书刻书,也就是说,他们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想传播自己的思想,而我有幸得到了这样的书,只是得到了书的物理形式,我并没有进入作者的思想,故这些年来,我选择性地影印出版了一些珍本和孤本,但这样的仿真出版速度毕竟很慢,而提要式的目录则等于是用间接的方式,来揭示它们的内在价值,这也就是我如此改变编目方式的原因所在。

在这里,我想做一个小的更正,那就是您在问题中的所言:第一,经过编目整理,我所藏的古籍已经超过了九千部;第二,若以册数来算,我的藏本其实没有达到十万册,而具体的数量只能等我编完之后,才能准确给出。

澎湃新闻:能否和我们分享一下您最近一次在古旧书店买古书的经历?

韦力:这些年来,我的买书由公开渐渐转入了地下,还是那句话,在拍场上与大力者决斗,虽然偶有惨胜,但同样浪费了很多弹药。挣钱毕竟不容易,爱书人都会想用有限的钱买到更多的好书,因此买书也是个斗智斗勇的过程。而这其中的秘密,我暂时还是不透露吧。

但有一件事值得念叨几句,那就是前两年我在某拍场会上买到了几件西夏文献,这些文献均为西夏文,有刻本、活字本、写本和版画等各各门类,因为西夏文献在市面流传极其稀少,而通常见到者,大多为臆造品,能够整批的出现在拍场上者,此为第一次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,此批文献在这一场拍卖会上没有引起各位大佬的关注,让我得以捡了便宜。我不认识西夏文,但我可以请专家来研究,经过他们的指点,让我明白这些所得的确珍罕,尤其其中一件的内容,可谓填补了历史空白。因此说,我的买书经验乃是要收集更多的资讯,不放弃任何一次机会。而在拍场上买书,要尽量心态平和,给出自己最高的心理限价,即使得不到,也要坦然面对,因为天下的好物不可能都到自己手中,一定要有“得之我幸,失之我命”的坦然。

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

澎湃新闻:“芷兰斋书店寻访三部曲”分别是寻访国营古旧书店的“书店寻踪”、寻访私家古旧书店的“书坊寻踪”和寻访古旧书市场的“书肆寻踪”,请问您是怎么想到要做寻访,写作这样的三部书呢?

韦力:爱书人有个悖论,就是对古旧书店的经营者又爱又恨,比如大藏书家黄丕烈,他在高兴的时候称书店经营者为“书友”,当他不满意之时,又将这些人贬斥为“书贾”。其实,从书籍流通角度来说,如果没有书商,也就没有了书籍的流通,也就不会成就许多大藏书家。而藏书家对于书贾的爱恨情仇,并不单纯能用“得鱼忘筌”以蔽之。古书跟新书不同,在历史的长河中,很多古书变得十分稀有,甚至成为了孤本,而藏书家有个共同的心态,我将其总结为“人无我有,人有我优”,好书人人都想得到。某书商觅得一部孤本,将此卖给哪位藏书家,此人得到后当然欣喜若狂,而没得到者,当然就怨恨连天,这种心态很正常。但既然是孤本,书商得到也很不容易,这正如他有一位妙龄千金,再多的人来求之,他也只能许配给一家。当然,书商的选择除了谁能出最高价格之外,同时也会考量到长久的交往问题,故而书商将某书卖给某位藏家,当然有其道理在,因此对于书商的评价,不能完全听藏书家的一面之词。

从版本鉴定角度而言,其实有些书商在目录版本学方面的眼力不在一些大家之下,比如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五等,这五等中的前四等可以合并为“读书家”和“收藏家”两类,第五等被称为“掠贬家”,虽然有人认为这个称呼略含贬意,但即便如此,洪亮吉还是认为古旧书的经营者也是藏书家中的五等之一,这足见古书收藏跟新书收藏的最大不同,这也正是我尊重古旧书经营者的原因所在。 

从历史演变情况看,早期的书商主要是私人经营,因为书商的汇集,渐渐形成了书肆,而1949年之后,因为公共制运动,使得私人旧书店经过公私合营改造,基本成为了国营旧书店,这也正是我将书店做三分法的原因所在。

改革开放后,古书不再被视为“四旧”,还被誉为最有价值的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,故私人旧书店再次兴起。而以往写旧书店的文章大多是在公私合营之前,虽然关于古代的旧书店和新时期的私人书店也有一些相应的文章,然而以一个人的视角一一寻访国内的旧书店,我似乎还是第一个,故这三本书正是想展现新时代旧书店的生存状况,通过与店主的访谈,来讲述他们经营旧书店的喜怒哀乐。

古旧书肆的形成,有其历史原因在,比如北京的琉璃厂,这里能够形成书肆,一者跟清人入关后的政策有关。满人定鼎中原,进入北京后,将汉人赶到了外城,只许满人住在内城,但因满人数量有限,朝中的大臣大多还是汉人,这些人如果住得太远,进宫内上班不太方便,而琉璃厂一带虽在内城之外,却距离天安门很近,于是这里渐渐形成了文人聚集之地。其二跟后来的科举考试有关,各地的举子都居住在琉璃厂附近,等候考试,这个过程中他们也需要读一些相关之书,而有些举子考试完毕后,又会将所得之书处理掉,以便轻装返乡,正是在这一买一卖之间,形成了书肆。而书肆的繁荣一直到科举考试结束后,仍然持续,直到今天,琉璃厂依然是中国最著名的古书集散地。

从1956年开始到1958年之前,各地的古旧书店进行公私合营改造,其改造方式是每个城市只留存一家古旧书店,北京是全部合并进入中国书店,上海则汇入博古斋,其他有古书流传之地也都是这种模式,故从公私合营之后,直到今天,国内的古籍书店基本以国营店为主,虽然各个城市仅一家,但是他们汇集了多家私人旧书店的货底。这些国营书店各家经营状况有好有坏,有的已经转制,甚至倒闭了,但还有些留存至今,而这些遗存的古旧书店,依然是这个行业的主体,所以我将其写入三部曲之一。

因此说,私人旧书店、古今旧书街与国营旧书店,这三者合在一起,才能完整地展现中国旧书业的现况,这正是我寻访这些古旧书店的原因所在。

澎湃新闻:您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部寻访各有什么特点吗?

韦力:如果说特点的话,其实这三者各有侧重。私人经营的古旧书店因为货源有限,故大多是以旧书为主,有些店甚至主要经营二手书,也有一些店因为历史原因或者特殊机遇,他们有一些古书,但总体而言,私人古旧书店有质量上乘古书者并不多。古今的古书街,按照历史原因,其实主要是北京的琉璃厂和上海的福州路,其他地区的古书街大多因为古旧书业的衰落,已然不存在。但从历史的角度,却不能忘记它们对古旧书业所做出的贡献,比如开封的古书街,早在北宋时期,就已成为国内最著名的书籍流通之处。幸运的是,这条街到今天还存在,虽然现在这里的书店出售之书大多是新出版物,但书街的名称却保留了下来,千年以来,薪火不断,这也足令人感到欣慰。

国营的旧书店也有历史的起伏。公私合营之后不久,又赶上“文革”,国营古旧书店为此收购了大量的历史典籍,但因为私人买书者已经很少,故当时的这些书店主要供应给公共图书馆,以及相应的研究机构。然而这些机构毕竟购买数量有限,一是由于这些典籍图书馆内大多有备,二是因为一些中小图书馆购书经费有限,无法大量买古书。几个原因的叠合,使得国营古旧书店有了巨大的库存。但书店毕竟属于经营业,多收少出,使得它们经营困难。改革开放之后,古书终于可以自由买卖,由此而让国营古旧书店焕发了第二春,他们拿出大量的书来供应市场。最初的几年属于买方市场,书店大多会对买书人极其照顾,但随着古旧书拍卖的热度上升,这种局面反转,古旧书业成为了卖方市场,要想买到好书,爱书人就要多方打听何时开办书市。随着购买者的增多,国营古旧书店的货源也成为了出多进少,甚至只出不进的局面,货源的枯竭也使得这些国营书店产生了惜售心理。

从历史规律而言,存在就是合理,而我的所写就是想从客观角度来描绘出这三种业态的实况。

澎湃新闻:您的书中有两点令人印象深刻,一是对于早年国营书店更愿意把书卖给公家图书馆的怅恨,另一点是对古旧书拍卖市场兴起的不甘。在货源紧张、买卖方式又发生转变的当下,您现在的购书模式是否也随之发生了转变呢?是以实体的古旧书店为主,还是以拍场为主?

韦力:这里要更正一下您的理解。我要慎重地申明:我并不反对国营书店更愿意把书卖给公共图书馆。中国古代主要是私人藏书,但同样也有公共藏书,只是这种观念未曾深入人心,始终未能形成气候。乾隆年间的周永年提倡儒藏说,由此而有了后来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,《四库全书》完成之后又有了四库七阁,虽然北四阁处在皇家禁地,外面的读书人难以进入,但南三阁却明确地规定,读书人可以去观书,这也应当算是公共图书馆的雏形吧。

今天国内的各家图书馆,其建构方式主要是参照了西方的经验,它们从清末时期接受了这样的观念,但是却并没有相应的藏书,故公共图书馆内的古籍基本是靠收购藏书家的旧藏,比如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的八千卷楼的藏书就售给了江南图书馆,而此馆又演变为今日的南京图书馆。国内富藏古籍的几个大馆,所藏善本大多数来自于几个重要的古代藏书家,所以说,私人藏书对公共藏书的构建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

但是在我的概念中,人与书之间还有着情感的交流,而图书馆的藏本,尤其是善本级的书,出于保护的原因,普通读者难以看到。虽然说有些图书馆也时常会举办古籍善本展,但那样的展览只是让读者隔着玻璃望上一眼。书籍与字画、瓷器不同,后两者既可悬挂,也可摆放,观赏者均可一览无余地看到古代艺术之美。而古书,因为书籍展览只能展开一部书中的某一个页面,读者无法翻阅,这使得书籍之美只能让读者尝鼎一脔,无法窥得全豹,这种观赏方式显然难让读者与书籍产生感情,如果说惆怅的话,这正是我的惆怅之处。既然公藏已经拥有了古代典籍中的绝大多数,那么我希望剩余在市场上的少量典籍,能够尽量地流转于爱书者之手,以便让每一位爱书人有对历史典籍一亲芳泽的机会。他们有了得书的机会与希望,才能培养出更多的爱书种子,才能使得中国有着悠久历史的藏书文化延绵不绝。

关于购书模式,确实有了较大的变化。在千年的书籍交流史上,以前人们主要是从私人手里去买书,这种交易方式太过单一,并且古代交通不便,若想得到心怡之书,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,再加上资讯不发达,没有照相机、复印机,也没有微信,很难知道某处发现的某书,究竟是何版本,而这一切,在今天都已不成问题。飞机与高铁的发达,使得人们可以瞬间赶往某处,去翻阅某部书。但天下之事永远是利弊互生,这样的便捷使得更多的爱书人竞争同一部书,而正是这样竞争的结果,才产生了拍卖这种较为公允的交易方式。如前所言,书店经营者以赚取利润为生,当然希望利益最大化,拍卖会是实现这种想法的最佳场所,这使得很多好书流向了拍场。而如果欲得心怡之本,那也只能去跟同好们在拍场上一争高下。所以,爱书之情是不变的,但得书方式必须要与时俱进。正是因为拍卖的特殊优势,使得很多爱书人都转入了这个战场,而我当然不能例外。

古旧书店的经营现状与未来

澎湃新闻:您在书中写到这些年接触到的许多古旧书店经营者,他们有各种各样的出身背景,又有各种各样的经营风格,您觉得他们身上有什么共同的特质吗?

韦力:如果说共同性的话,这些古旧书店的经营者都对书籍有着挚爱。为什么会这么说呢?以我的理解,从赚取利润的角度,商业形式千种万种,古旧书行业并非是上佳之选。相比较而言,中国的读书人口与世界读书大国相比,并不占优势,服务于小众,并且经营的品种又非高科技,显然古旧书业不是商业业态的上佳之选。既然